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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那些我們可稱之為「最好的許鞍華」的作品之列，除了底層書寫外尚有一脈，關乎一種複雜卻以「文化中國」作為終極指歸的認同。這一脈絡在90年代初的《客途秋恨》（1990）和《上海假期》（1991）有著最為集中的呈現。某種意義上，只有將它們作為前文本納入視野，我們才能真正打開《明月幾時有》這樣一個另類的左派抗戰敘事的闡釋空間

儘管晚拍一年，還是先說《上海假期》，因為其敘事簡單、明確許多。影片圍繞從美國回到上海的顧明與爺爺顧老伯的關係展開，跟同題材的《推手》、《刮痧》類似，東西文化衝突構成主要矛盾，成為推動情節發展的核心動力。不同的是，在《推手》和《刮痧》中，是爺爺去到美國，而《上海假期》中則是孫子回到中國。空間的選擇絕非無足輕重，正是因為回到中國，顧明才能貼近築居於這片土地之上的、活生生的情感和文化共同體。由此，許鞍華得以擺脫以個別的中國元素為符碼、以文化衝突本身為賣點的窠臼，轉而實現一種積極的文化認同。  

影片的高峰時刻來自祖孫和解之後，午馬飾演的顧老伯對孫子說："你很幸運，比別人多了一個選擇生活方式和教育方式的機會... 有些事情，是你不能夠選擇和不能逃避的，像你的膚色和你是我孫子這件事"。正是在這裡，許鞍華借午馬之口指出了作為"中國人"的一種被拋命運。所謂被拋，指向無法更改的先在情境，意味著對薩特"存在先於本質"的反轉。然而，這一被拋事件所具有的命定性質卻不同於昆德拉所謂"Es muss sein"（非此不可）。湯瑪斯之回到布拉格，儘管籠罩著愛情宿命的色彩，根本上卻是出於自由意志的決斷。而儘管《上海假期》某種意義上實現了對文化中國的積極認同，但顧明無須做出非此即彼的意志決斷，他最終還是回到了美國。  

正是在這種意義上，《客途秋恨》開篇中的"我"從英國留學畢業後回到香港，才更接近"Es muss sein"——當然，它需要在全片完成後才能得以解蔽。"我"回到香港後，與母親延續著自童年開始的"戰爭"狀態。而在不斷重新在場的童年往事中，除了與母親的衝突，還有來自祖父祖母的慈愛，這種慈愛尤其表現為一種古典文化的滋養：收音機中傳來的南音唱腔《客途秋恨》、用粵語背誦的唐詩宋詞...... 再後來，"我"隨母親前往日本別府，她終於在幾十年的客途之後重歸故土。在日本，"我"見到了右翼的狂熱，更多的卻是樸素的人情之美，最重要的則是對母親達成了理解。而母親最終也決定回到香港，因為「日本菜太冷，還是靚湯好喝」。靚湯當然只是「作為整體的生活方式」文化香港/中國的代指。由此，一個開放的情境主義式的東亞觀念通過對血緣和複雜的國族恩仇的超克現身了。如果說血緣和膚色具有被拋意義上的命定性，而通過對自身生命境遇的接納，我們卻能夠抵達某種程度上的主動認同。通過這部自喻身世的作品，許鞍華一方面完成了對日本的"敬重與惜別"，也在對古典的文化中國——它具現在祖父祖母身上，也構成"我"最重要的童年經驗——的深情懷念中對片首"我"拒絕BBC的職位回到香港/中國的意志決斷做出了解釋。  超級犀利士 超級犀利士藥局 超級犀利士香港 超級犀利士副作用 超級犀利士真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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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當片尾"我"在70年代回到廣州時，一生坎坷的爺爺對自己說的最後一句話並非"有些事情你無法選擇"，而是"曉恩，不要對中國失望啊"。如果暫時放下作者與敘述者/文本人物之別，我們不禁要說許鞍華不僅沒有對中國失望，恰恰相反，她回到了香港/中國並再未離開，從而與遠走加拿大的妹妹做出了區分，還以這樣一部文化尋根作品完成了一次朝向中國的奧德賽之旅。